你觉得中国的教育怎么样？①

民国一百一十三年，一所重点中学里，有个教了四十年书的老先生，要告老了。最后一课，有学生天真地问他，可有什么成就。
先生不响。
许久，才缓缓地说，他教出过省里的状元。底下便是一片喝彩。先生又说，那状元去了美国，逢人便讲，是中国的教育毁了他。
他又说，教出过算学金牌。底下便是羡慕的眼光。先生又说，那女学生后来得了很重的抑郁的病，说但凡能重来，宁可做一个不会算题的傻子。
他又说，清华北大的学生，总有一百多个。底下更是惊叹了。先生又说，这些人毕了业，时常聚在一起，问的却是同一句话：“除了做题，我还会什么？”
喝彩和惊叹，便都化作了死一样的沉寂。


先生看着一张张煞白的小脸，忽而笑了，说：“来，我出最后一道题。”
题目是：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底下有四个选项，无非是“人才”“文明”“智慧”一类的好听的字眼，还有一个，是“维持现状”。
“你们选罢。”先生说。
学生们便都选了那些好听的。先生摇摇头：“错。真确的答案，是那第四个。只是这答案，是从来不印在纸上，给你们看的。”

“我教了四十年书，也糊涂了四十年，末了，才明白了一个道理。”先生对着黑板，仿佛对着一口棺材。
“我初来时，也想教一群中国的科学家，可管事的人说，考卷上没有科学精神；过了几年，我又想教一群思想家，可管事的人说，思想太多，是顶危险的事；再后来，我想教能工巧匠，可管事的人说，答案只有一个，不许你们胡来；再后来呀，我只想教一群‘人’，可管事的人说，先做‘题’罢，人，是以后的事。”
“三十年的时候，我便什么都不想了。管事的人便夸我，说我懂事了。到了四十年，我要滚蛋了，他们倒赠我一个‘优秀教师’的名号。”
先生说到这里，竟自顾自地笑了起来，那笑声，像夜枭一样。

有学生问：“那我们究竟在学什么？”
先生转过身，拿起半截粉笔，写道：“从小，学如何进中学；从中学，学如何进大学。进了大学，便没人教你们如何学了。大好的时光，拿来睡觉，拿来游戏，拿来虚耗。因为那股子学问的力气，早已在无休无止的做题里，磨尽了。”
“这，能叫教育么？”
“不能。”先生斩钉截铁地说，“这叫驯化。把一群有灵性的活人，驯成一个个听话的，没有脾性的，只晓得吃食和做题的家畜。如此而已。”

底下有个“好学生”站起来，涨红了脸：“先生！你这是在讲不合时宜的昏话！”
先生竟点了点头：“不错。我讲了四十年的‘正经话’，骗了你们四十年。末了，总得让我也说一句真话，一句自己的话。”
“我们的教育，是顶成功的。它成功地把你们的脑子，修剪得一般大小，一般平整，好装进同一个模子里去。”
“我们的教育，也是顶失败的。它把你们的魂灵抽走了，只剩下一个会算题的躯壳。你们不会疑，不会创，甚至于，不会活。”

先生走了。黑板上留着一行字，是他的问题：
“若说教育是把人变成人，我们的教育，是把人变成什么东西呢？”
第二天，一个新的，年轻的先生来了，大约是刚从大学的模子里印出来，热情很高。他看见那行字，皱了皱眉，便擦掉了。
然后写上六个大字，金光灿灿的：
“拼搏改变命运”

许多年过去了。
那些学生，果然都“成功”了，有了各自的“命运”。有的在外国做着高级的算术，有的在京城里画着精巧的图表，有的在衙门里熬着资历。个个西装革履，面色却都带着一种空洞的疲惫。
他们又聚在一起，谈起那位老先生。
“他说对了，我们都还在做题。不过是题目换成了房贷、考绩、和一张张毫无意义的报表。”
有人去寻先生的坟。那墓碑上，据说是先生自己写的：
“教员李氏之墓。教书四十年，育人，零。”

报纸上，电视里，天天说我们的教育，有了天大的成就，培养了无数的“人才”。
我走在街上，也确乎见到了这些“人才”。有的在送外卖，有的在卖房子，有的在教小孩——教他们如何更好地做题。他们是顶会做题的人才，在一个不大需要做题的世间。
专家们还在说，我们的教育，领先世界。
是的，是领先。在制造焦虑上领先，在扼杀天性上领先，在批量生产精神上的残废品上领先。
后来，听说先生的最后一个学生，也熬不住，去当了教员。他走进学堂，看着底下那些孩子，那些还未被驯化的，闪着光的眼睛。
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但那回忆，大约是顶痛苦的。于是他又忘记了。
他拿起粉笔，拍了拍讲台，开口说道：
“上课。我们开始做题。”
这病，是会传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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